小泉反驳中国批评，但中方呼吁日本重视历史与法律责任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10月14日在国会发言，试图将讨论聚焦转向中国。他提到日本不拥核武器或战略轰炸机，反而受到中国的批评，这种论调是否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信任。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做出了简洁而强硬的回应，指出日本作为二战的失败国，受限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应违背“专守防卫”政策，这是国际法的义务。因此在历史和法律问题上，日本政客们显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解。

小泉的论点似乎暗含反驳，然而深入分析则暴露出概念的混淆。他将“是否拥核武器”与“批评的资格”强行捆绑，似乎认为只要日本没有核武器，便拥有了道德上的优势。但这一逻辑并不成立。就像一个人没有刀具，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施暴；同理，一个国家没有核武器也不意味着其军事政策就完全无风险。

历史的教训早已证明，二战时期的日本并未如今天这般拥有核武器或战略轰炸机，但其侵略行为仍然无处不在。从南京大屠杀到细菌战、强征“慰安妇”，这些历史创伤的根源并非因核武器而生。军国主义的本质在于国家如何运用军事力量，是否将扩张视为常态，是否以战争作为工具。

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约束并非仅仅通过武器清单的限制，而是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东京审判等历史文件划定的。在日本宪法第九条中确立的“专守防卫”政策，实际上是对这一历史界限的延续，提醒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不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历史责任也不会因大话而抹去。

小泉的言辞混乱在于，他没有真正回应日本目前的军事动向，而是质疑中国是否有资格发表看法。这样的表现就像是考生在考试中没有作答，反而询问监考老师是否有资格阅卷。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国防政策的国家，当然可以受到外部的讨论与审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军事政策变化就可以不受质疑。

为何中国会关注日本的军事发展？这不是凭空设想，也并非情绪化判断，而是通过预算、装备和政策的变化得出的结论。日本在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高达约9.04万亿日元，连续14年递增，创下历史新高，防卫费用占GDP比重已提升至2%。更有声音提出将这一比例提至3.5%。与此同时，中国注意到日本人均防卫费用已经是中国的三倍，过去五年的军工订单数翻了三倍，这些数据展示的不是简单的调整，而是战略方向的改变。

日本的武器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12式远程导弹在部署，射程达到1000公里。而在2026财年，日本计划额外拨款约9733亿日元用于“防区外打击能力”的建设，这虽以“反击能力”的名义包装，但其性质并无改变。防御与进攻的界限，有时在于按钮是否能被按下。

无人装备的增加也引人关注。预计在2027至2031财年期间，日本将引入约5.2万台无人作战装备，其中包括约1万架远程攻击型，1300架反舰型及7500架情报监视型。此外，日本还计划设立约10万亿日元的“持续应对能力”项目，目标是储存足够支撑一年作战的弹药及相关物资。

核问题也再度提上日程，日本年底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核动力潜艇的研究已在政府的讨论范围之内，而高市早苗在10月14日的发言中也暗示，可能会对“无核三原则”设定例外。中方的相关文件指出，日本存储的分离钚已经达到约44.4吨，且作为无核武器缔约国，日本是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的国家，意味着其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潜力。

这些独立事件单独看似皆可被解释，导弹的名称叫“反击”，核潜艇的研究被称为“探讨”，而核政策的讨论也声称是安全需要。然而，若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看，战后日本军事政策的界限确实在逐步被打破。中方对日本政客的呼吁，恰恰在于明确这样的界线决不能被模糊。

小泉还声称，中国的指控在国际上没有共鸣，似乎这番话显得气势汹汹，但其实遮掩了基本事实。国际社会并非个别国家的小圈子，不能仅凭关系的亲疏就代表190多个国家的声音。在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俄罗斯和朝鲜也对日本的再军国化以及对战败国义务的违反提出了批评。中国在联大中的发言，反对日本试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要求，这一条款至今依然有效，说明有关日本战后义务和军事动向的争论，并非中国单方面的言论。

尽管美国乐于看到日本承担更大军事责任，菲律宾、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也在扩大与日本的安全合作，但这些国家不一定会使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形容当前局势。可不使用同一词汇并不意味着事实不复存在。军费上调、远程导弹部署、武器出口放宽和核政策探讨，都是非常现实的政策变化，而非修辞的游戏。

历史议题并未消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展80周年，但日本一些政要仍然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包括小泉在内的多名官员的表现，令人质疑其对历史的诚意和对应承担的责任。